《三国志》裴注研究

年之事，靡有孑遗。斯盖立言之高标，著作之良模也。”
　　综上所述，东汉以来，先有经学的简化，后有史学的简化。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，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。因此，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。在众多史学家竭力追求简化的学术风气下，我们自然可以理解《三国志》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。同样地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《三国志》在西晋问世后，并没有因其简略而受到批评，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。
　　南朝裴松之批评《三国志》“失在于略”。对比上述汉晋史家观念，他的意见十分醒目。在裴松之以后，采用这种方式注释史书的还有若干家。《梁书》卷41《王规传》：“规集《后汉》众家异同，注《续汉书》二百卷。”《梁书》卷49《刘昭传》：“初，昭伯父肜集众家《晋书》注干宝《晋纪》为四十卷，至昭又集《后汉》同异以注范晔书，世称博悉。”据沉家本，刘昭引书 “凡经部六十六家，史部一百十二家，子部四十二家，集部廿二家，共二百四十二家。”[28]此外，刘孝标的《世说新语》注也属此类，刘注“所引经史杂着四百余种，诗赋杂文七十余种。”[29] 受南朝学风影响，北魏“（宋）显从祖弟绘……依准裴松之注《国志》体，注王隐及《中兴书》。”[30] 这些新式批注方法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求简约、不避繁琐，以追求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，这与侧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判然有别，标志着史学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：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。
　　同样的变化在史书的修撰中也发生了。《宋书》卷69《范晔传》：“范晔左迁宣城太守。不得志，乃删众家《后汉书》为一家之作。”与《东观汉记》相比，范晔在《后汉书》中的确有所删减，但是如果对照一下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，就不难看出范晔其实也增加了不少。《三国志》卷6《袁绍传》：

　　袁绍字本初，汝南汝阳人也。高祖父安，为汉司徒。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，由是势倾天下。绍有姿貌威容，能折节下士，士多附之，太祖少与交焉。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，稍迁中军校尉，至司隶。

《后汉书》卷74上《袁绍传》：

　　袁绍字本初，汝南汝阳人，司徒汤之孙。父成，五官中郎将，壮健好交结，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。绍少为郎，除濮阳长，遭母忧去官。三年礼毕，追感幼孤，又行父服。服阕，徙居洛阳。绍有姿貌威容，爱士养名。既累世台司，宾客所归，加倾心折节，莫不争赴其庭，士无贵贱，与之抗礼，辎?柴毂，填接街陌。内官皆恶之。中常侍赵忠言于内省曰：“袁本初坐作声价，好养死士，不知此儿终欲何作。”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，以忠言责之，绍终不改。

两传比较，《后汉书》的内容显然比《三国志》的内容要丰富得多。《后汉书》增加的部分可以从《三国志·袁绍传》裴注所引《英雄记》中找到来源。《英雄记》载：

　　成字文开，壮健有部分，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，言无不从。故京师为作谚曰：“事不谐，问文开。”

《英雄记》又载：

　　绍生而父死，二公爱之。幼使为郎，弱冠除濮阳长，有清名。遭母丧，服竟，又追行父服，凡在冢庐六年。礼毕，隐居洛阳，不妄通宾客，非海内知名，不得相见。又好游侠，与张孟卓、何伯求、吴子卿、许子远、武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。不应辟命。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：“袁本初坐作声价，不应呼召而养死士，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？”绍叔父隗闻之，责数绍曰：“汝且破我家！”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。

范晔所增加的内容与裴注所增补的内容基本相同，都是来自《英雄记》。类似的情形在《三国志》裴注与《后汉书》中屡有发生。《三国志》卷6《董卓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：

　　卓初入洛阳，步骑不过三千，自嫌兵少，不为远近所服；率四五日，辄夜遣兵出四城门，明日陈旌鼓而入，宣言云：“西兵复入至洛中”。人不觉，谓卓兵不可胜数。

《后汉书》卷72《董卓传》：

　　初，卓之入也，步骑不过三千，自嫌兵少，恐不为远近所服，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，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，以为西兵复至，洛中无知者。

《三国志》卷6《袁术传》注引《魏书》：

　　术归帝号于绍曰：“汉之失天下久矣，天子提挈，政在家门，豪雄角逐，分裂疆宇，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，卒强者兼之耳。加袁氏受命当王，符瑞炳然。今君拥有四州，民户百万，以强则无与比大，论德则无与比高。曹操欲扶衰拯弱，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？”绍阴然之。

《后汉书》卷75《袁术传》：

　　（术）归帝号于绍曰：“禄去汉室久矣，天子提挈，政在家门，豪雄角逐，分割疆宇，此与周末七国无异，唯强者兼之耳。袁氏受命当王，符瑞炳然。今君拥有四州，人户百万，以强则莫与争大，以位则无所比高。曹操欲扶衰奖微，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？谨归大命，君其兴之。”绍阴然其计。

《三国志》卷6《刘表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：

　　州界群寇既尽，表乃开立学官，博求儒士，使綦母闿、宋忠等撰《五经章句》，谓之《后定》。

《后汉书》卷74下《刘表传》：

　　（表）遂起立学校，博求儒术，綦母闿、宋忠等撰立《五经章句》，谓之《后定》。

按此，裴松之、范晔都注意到了《三国志》以外的众多历史记载，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裴松之补充史实的办法是将其拿来为《三国志》作注，而范晔则将其径直写进了史传正文。中华书局标点本《三国志》“出版说明”的撰写者早已注意到了此点。作者取陈寿、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，发现“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，那些多出来的材料，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。”或许限于体例，作者未能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，而此点正是本文最感兴趣之处。《隋书》卷58《魏澹传》载魏澹所作《魏书》义例。其中引用了范晔的一段话：

　　范晔云：“《春秋》者，文既总略，好失事形，今之拟作，所以为短。纪传者，史、班之所变也，网罗一代，事义周悉，适之后学，此焉为优，故继而述之。”

这里，范晔的态度是明确的。他反对《春秋》体，是因为这种体裁“文既总略，好失事形”；他赞成纪传体，是因为这种体裁“网罗一代”，“事义周悉”。范晔的这段评论不见于南朝史籍，而出于北方人魏澹之口，给人以传闻的感觉。但联系上述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裴注的比较，魏澹所说应该是可信的。范晔对史料的处理方式虽然与裴松之不同，但所追求的也是历史事实的丰富。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区别的。
　　追求义理还是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，这是经学与史学的根本区别之处。孟子说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：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[31] 义即义理，这是孔子改编《鲁春秋》的根本目的，所以司马迁说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“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，以制义法，”[32] 又说：“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”[33] 至于选择以《春秋》来“道义”，则是因为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。”[34] 这样一来，在经学的范畴内，历史就只是成了“道义”的工具。而从史的角度讲，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才应该是第一位的。范晔说春秋体“文既总略，好失事形”就是从史学的立场上对《春秋》所作的批判。在经学昌盛的汉代，如此议论《春秋》是不可能的。
　　裴松之、范晔以后，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，如沈约《宋书》多达一百卷。刘知几就此批评说：“近者宋氏，年唯五纪，地止江淮，书满百篇，号为繁富”，[35] 梁、陈两朝时代不长，但据《隋志》载，谢吴所撰《梁书》竟达一百卷。陈代顾野王所撰“《国史纪传》二百卷，未就而卒。”[36]